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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地方行动也闻风而动，如上海市成立“党化教育委员会”；浙江省制订《实施党化教育大纲》，要求中学以训练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，用党的纪律规范学生的行为。
此种对文化教育的法西斯统治，一开始便遭到蔡元培等进步人士的抨击。
1927年10月，光华大学校长胡适发起批判和抵制党化教育。1928年3月，胡适、梁实秋、闻一多等人在上海创办《新月》杂志，其《人权论集》直指国民党的“训政”。他们较早意识到了党化教育的危害，要求恢复公民教育。
1928 年 5 月，在国民政府大学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，在蔡元培的主导下，通过废止“党化教育”，实施“三民主义教育”的议案。从而部分恢复了公民教育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精英治校、教育家管理教育，但国民党政府对学校的控制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。
1928年9月15日，国民党中央党部指令全国学校增加党义课。此后，北伐战争打到哪里，课程就开到哪里。
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课程计划规定，党义是高等及初、中等学校全体学生的必修课。开始收敛北洋政府的“放任态度”，实行“严格主义”政策。
1930年12月，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身份发布命令，针对此前青年学生积极参与自由民主运动，禁止学生罢课和举行游行集会，要求学生埋头功课，不问政治。
1932年，在各方的压力下，国民党政府虽然将党义课改名为公民课，而党义课的教学内容未变，是换汤不换药。
1934年，国民党颁布《大学组织法》，彻底取消教授治校制度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国民政府相继新建立了10多个国立师范学校，以培养人才所需要的师资，以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。在中等师范学校里，始终坚持党化教育的同时，也插入公民教育的内容。
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，责令包括国立师范学校在内的国内中小学教师一律入党，加强了党对中小学教育的全面控制。幸运的是，没有要求大学教授入党，这是基于大学教授多元化、自由化和教授们的顽强抵抗。同年7月，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在学校内悬挂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”八字匾额的训令。
1945年5月，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《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》，其中就有今后“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”一条，被认为是国民党决心终止党化教育的开始。但是，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，转守台湾后，又曾企图靠党化教育巩固“复兴基地”。
2016年台湾“大选”中的落败，使国民党的历史一遍一遍被回溯，人们想找些线索、渊源。当眼光远至国民党初到台湾时，那道“戒严令”无法回避。《台湾省戒严令》由当时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颁布，于1949年5月20日生效；同年12月，国民党政府撤退至台湾台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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