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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对美国的图书馆与中国的藏书楼之间的巨大差距感慨万分，他在1915年２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国无海军，不足耻也；国无陆军，不足耻也！国无大学，无公共藏书楼，无博物院，无美术馆乃可耻耳。我国人其洗此耻哉！”为此，他发下大愿“吾归国后，每至一地必提倡一公共藏书楼。在里则将建绩溪阅书社，在外则将建皖南藏书楼，安徽藏书楼，然后推而广之，乃提倡一中华民国国立藏书楼，以比之英之(大英博物馆)，法之(国家图书馆)，美之(国会图书馆)，亦报国之一端也。”
胡适认为建立图书馆是报效国家的一种方式，此后他便终生致力于推进中国的图书馆建设。
1922年7月6日，胡适与蒋梦麟一起就日本赠款用途拟定计划，其中第一条就是“设东方历史博物馆及图书馆”。
1925年4月，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，胡适捐款以示支持，并担任了协会董事兼财政委员会委员、索引委员会书记。
1930年6月初，他在中国图书馆协会本年度年会的讲话中指出，良好的教师可遇不可求，图书馆则可求而可得。能够供给真正知识的，图书馆才是真正的教师。
他在中国公学期间，对设在上海的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进行了整顿扩充，每日到馆学生有百余人。同时，校图书馆一改以往无任何统计的积习，计划进行各项统计，包括各系学生借书统计表、借出各种书籍分类比较表、各年级学生借书比较表等，为图书馆的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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