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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这个政府的财务委员，做为被蒋介石很高看的人，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，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独立精神。
对于国民党蒋介石，《独立评论》一班人的基本倾向，是同情和支持，但也保持一点距离，也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。傅斯年曾说：“国民党固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；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，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。……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，……我们这专心同情于国民党及其前身20多年的人最伤心，今日诚有哑子吃黄连的苦处。”
必须承认，《独立评论》做为杂志还是很成功的。
全年只出50期，逢周日出版。每期定价洋4分，预定全年50期加邮费共1元6角，半年9角。国外全年加邮费1元4角，香港澳门加8角。
《独立评论》社址设在北平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2号租来的一处民房里，其编辑委员会由三人组成。胡适任主编，蒋廷黻和丁文江协助编务。5年多的时间里，主要编辑工作还是由胡适承担的。只是在他出国和生病期间，蒋廷黻、任叔永和吴景超都曾接替编辑，但为期比较短暂。编辑工作一般胡适都每周一晚上在自己家中完成，常需要熬到凌晨三四点钟。
《独立评论》所以办得成功，除了胡适及其同人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就是经理人黎昔非。
黎昔非（1902—1970），广东顺德兴宁人。1929年，黎昔非转学到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。1931年春，他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，胡适又恰好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。在《独立评论》的筹办期间，胡适觉得“昔非同学为人最为诚实，责任心特强，又有工作能力，担任《独立》的经理最合适了”。
胡适看人很准，黎昔非在《独立评论》的工作非常辛苦，也特别努力。
罗尔纲在《师门五年记》中谈到黎昔非时说：“他从《独立评论》出版至抗日战争停刊时止都是他主持排印、发行工作。……他很忙，从来没有工夫去玩。”特别是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总有他的许多朋友赶来尽义务，帮他卷报，装封，打包，对住址。
黎昔非的表现，得到了胡适的首肯。《独立评论》创刊三周年时，胡适在《又大一岁了》的纪念文章中，特别表扬黎昔非说：“在这贺周岁的日子，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。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，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。说也惭愧，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，我在这三年之中，只到过发行所一次！这三年的发行，校对，杂务，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。”
不幸的是，由于黎昔非与胡适及《独立评论》的特殊关系，新中国成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他背负一生的历史问题。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“史无前例”胡闹中，黎昔非被抄家、隔离，后来被打成“反.革.命分子”含冤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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