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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7年5月，全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，物价飞涨。大多数公职人员、教职员工吃饭都成了问题，北大也不例外。胡适亲身感受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。北大秘书长给胡适算了一笔帐，胡适1946年8月刚到北平时，每月工资28万法币，折合美金100美元，到了1947年4月，每月工资是100万法币，折合美金只有35美元了，每天只有1美元多一点。胡适说：“这点钱全家吃饭都不够。”他给美国友人徐公肃、唐世英写信说“现在我成为贫士了”。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听说胡适薪水这么少，专门托人从美国给胡适带来了200美金，补助他家用。连胡适都这样，北大的教授就更苦了。
对胡适刺激最大的是，在他主持北大教授会讨论北大未来的发展时，向达教授气愤地说：“我每天愁的是明天吃什么，哪有心情想北大十年、二十年的发展。这样下去，我们都要死光了。”由于教育经费短缺，教职员生活不下去，胡适感到在北大很难干下去，他曾给朱家骅写信请求辞职，朱坚决挽留，他才又勉强干下去。
在这样的形势下，上海、南京几个大学和北大、清华大学的学生发起了反饥饿、反内战运动，要求增加教育经费，提高教职员待遇，这不能不使胡适处在两难的境地。一方面知道学生反饥饿运动有深刻的社会、政治原因，不能阻止；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国民党政府的立场，必须维护好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。他曾向北平国民党当局建议，对学生的反饥饿运动不要采取镇压的办法，要和缓处理。他对北大学生则竭力劝说：“我对你们的要求同情，但希望不要耽误学业。”
5月19日，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召集平津两地院校校长及教授开茶话会，胡适在会上发言，他说，中国的现状，不但青年人不满，中年人也不满。认为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，提倡政治改革的责任，一定落在青年肩头。胡适主张，应该给予青年人合理的自由。但胡适在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仍然坚持一贯的主张，认为罢课不能解决政治问题，实际上是最愚笨而最不易收效的武器，因为罢课的结果，受损失的是学生自己。
1947年5月20日，宁（南京）、沪（上海）、苏（苏州）、杭（杭州）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到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，冲破国民党宪警的阻拦，举行“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”。在珠江路口，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、皮鞭的殴打，19人受重伤，90余人受轻伤，20余人被逮捕。这便是五二〇血案。
同日，北平各大、中学校的7000余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，进行持续五个多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天津的大、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、反内战游行。这一运动迅速席卷武汉、重庆、广州、长沙、昆明、福州、南昌、桂林、济南、开封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，也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。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，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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